清初碑学之风兴起，至今碑帖之争已三百多年，当时康南海崇碑贬帖，把“北碑南帖”之说推向极致。他晚年有一封信中提到：“前作《书镜》，有所为而发，今若使我再续《书镜》，又当尊帖矣。”是什么原因让他推翻坚持一生的观点呢？我认为他晚年己意识到观点的片面和偏激，碑学帖学，岂能厚此而薄彼？
苏轼说：“窗明净几，笔砚纸墨皆极精良，亦是人生一乐。”古人对创作环境的要求如此，可以看出对书法的敬畏之心。李韶有歙砚一方，极其精良，好友萧颖士见到后，叹曰：“此为三灾石，字札不奇，砚一灾，文辞不美，砚二灾，窗几狼藉，砚三灾。”古人对环境，创作内容都有极苛的要求，而观今人，不修边幅，邋里邋遢，或淫或色，或颠或狂，以丑书为荣，敬畏之心何有？
当今众多书写者，时不时冠以“著名”“大师”“开宗立派”之说，极尽夸耀之能，究其原因应是胸中无墨，笔头无功，因种种不足而自夸吧!学书自谦的态度应向古人学习学习，《东坡志林》中：“或问东坡草书。”坡云：“不会”。苏轼的一句不会怕是自谦，今人应静下心来，学会说不会。
人品重于书品，秦桧，严嵩等人书法，名重一时，书艺臻精，然不流传，世人厌其品行。欧阳永叔喜欢李建中书法，：“李公为人端重清方，为当时所重，不徒爱其笔迹也。”从中可见他看重的是为人，学书应先学做人。
古代的科举制度，文人士子在苦读四书五经之余，均练就了一手好书法，但科举对书法的影响非常之大，要求字写的“方，光，乌”从而形成千人一面的“馆阁体”，抹杀了书法的创造性。书法贵在崇尚个性，创新，但馆阁体书家均具有良好的书写技能，是传统的继承者，而不是传统的发挥者，创新者。全国书展在少数人当权者的影响下，丑书横行，所造成的危害与馆阁体如出一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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